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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博讲坛|走进二里头触摸“中国最早王朝”的历史脉动

我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系统、最早的宫室建筑群和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场、以青铜冶铸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为代表的最早的官营作坊区……伴随着诸多开创性的成就被相继发现,一个神秘的王朝也逐渐揭开了面纱,漫漶的史实也日渐明晰。

9月10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做客“南博讲坛”,以《二里头与中华文明》为题,带领观众走进二里头遗址考古“第一现场”,围绕近年来二里头都邑布局考古取得的重大进展,解答二里头的构成要素如何体现王朝礼制、二里头在中华文明中的承上启下作用有何体现等问题。

二里头村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地处伊、洛河之间的一个高地上,这里地势平坦开阔,气候温暖,物产丰饶。1959年,古史学家徐旭生依文献的线索寻找“夏墟”,却在这片看似普通的土地上意外发现了重要遗迹。自此,一代古人在这里,用他们的手铲解读古老文明留下的“无字天书”。

讲座现场,赵海涛向观众们全面介绍了二里头遗址概况及考古发掘成果,他表示,二里头都城早在营建之初即有着严谨、规整的规划。

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目前已发掘面积5万余平方米,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30年间。整个聚落可以分为中心区与一般居住区两部分。中心区有两条南北向和两条东西向的道路,道路宽10米至20米,纵横交错,呈方正、规整的“井”字形,构成中心区主干道路网络系统。宫殿区南侧的东西向大路上还发现了双轮车车辙痕迹。赵海涛特别指出,这4条大路不仅具有通行功能,更重要的是构成了二里头都城功能分区的重要界限,形成“九宫格”的宏大格局。“在二里头以前的史前城址里,连道路都很少发现,更没有出现过网格式的布局。因此,二里头这样的多网格式布局,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造。”

祭祀区、宫殿区和官营作坊区这三个最重要的区域恰好在“九宫格”的中路,其中,宫殿区更是处在一个核心的位置。宫殿区外围、道路内侧修筑有城墙,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紫禁城”。祭祀区、贵族聚居区和墓葬区、加工贵族奢侈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也都拱卫在宫殿区的周围。再外围,则是一般性居住活动区域。这种以“井”字形道路网络为主体框架的多网格式基本格局,奠定了都城规划布局的基础,并一直持续到都城存在的末期。

赵海涛总结道,二里头都城完全符合“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都城规划特点。这样严格有序的规划布局,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等级制度、以大型夯土基址为代表的宫室制度、“居葬合一”的布局结构等,均表明当时的社会结构划分非常严格,层次分明,统治格局井然有序,暗示在当时已形成了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及统治模式,这也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同时,二里头都城的布局,也为先秦时期其他都城遗址探索布局、结构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国自古便被称为“礼仪之邦”,“乐分贵贱,礼别尊卑”是对礼仪之邦的一种诠释,因而礼制也被看作是理解中华文明的一把钥匙。作为礼制的物化形式,从礼制遗存中,人们往往也可一窥这一时期礼制文化的内涵。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文物,讲座现场,赵海涛与观众进行了分享。首先是一件被誉为“华夏第一龙”的龙形器,图片中,“蛟龙”曲伏有致、色泽鲜亮,长约65厘米的龙身,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又细又小的绿松石片组成的菱形鳞纹,扁圆的龙头,龙头上两只梭形的眼眶内,凸起白玉眼睛和鼻梁,绿松石雕成的蒜头状鼻端,龙尾还有绿松石条形饰,龙身之上还置有一组铜铃和玉铃舌。

赵海涛表示,在二里头时代之前,不同地区龙的形态不一,各具风格,且与现代人熟知的龙的形态有很大差异,而这件龙形器的造型,与如今的龙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二里头文化中龙的形态最终被传承下来,成为了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他认为,无论是何种用途,这件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都弥足珍贵,“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除了绿松石龙形器,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同样精美绝伦。上挑的眼眶,浑圆的眼睛,铜牌上面整整齐齐地镶嵌着数百片绿松石,历经3000多年仍无一片松动脱落。

结合上述礼制遗存,赵海涛表示,在已发现的墓葬中,铜器和绿松石显然是区分墓主人生前身份的重要标志之一,甚至根据陪葬铜器和绿松石数量的多少,可以大致将已发掘的墓葬划分为四个等级。其中,青铜器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与权力紧密结合,更是被当时的统治阶层赋予了象征权力与地位的特殊内涵,夏代晚期青铜礼器的出现为商周时期青铜礼制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

此外,遗址中还发现了与青铜礼器作用类似的玉质礼兵器,这些玉质礼兵器形制简单,一般无实用功能,只有仪仗功能。陶制礼器也有一定占比,但一般集中于平民墓葬。类似石磬、陶埙等多种类多质地的乐器则反映了二里头时期乐器也存在的相应制度。“从严格的城市规划、宫城宫室建筑、祭祀、墓葬等遗存到青铜礼乐器一系列发现表明,二里头文化形成了规范化、秩序化的王朝礼制体系。”赵海涛说道。

在二里头横空出世之前的数千年里,中华大地上曾出现过许多璀璨的文化,比如晋南的陶寺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山东的龙山文化……各地区陆续进入万邦林立、满天星斗的“古国时代”,而二里头文化的出现则一举改变了东亚的文化格局。

从区域分布来看,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大致是东到河南开封,西到陕西东部,南到湖北北部,北到山西南部甚至到晋中的范围。这大大突破了陶寺的分布范围,也突破了河南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在这个分布范围里,从聚落大小和高低、分布位置来看,则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和“众星捧月”的分布格局。“这说明,二里头文化拥有高度发达的控制网络和统治文明,处于当时整个中国的文明核心地位。”赵海涛说道。

在强势发展的基础上,二里头文化还体现出兼容并蓄的特点。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部分器物中,明显能够看出来自其他地区的文化特征。像是陶制礼器中的鬶、盉和爵,向北见于燕山南北,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大型的有刃玉礼器如璋、刀和钺等也源自山东龙山文化;少量的印纹硬陶、原始瓷器、鸭形鼎,以及其上的云雷纹等,可能是在东南地区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

“这表明,二里头文化所在的中原地区先民,在继承本地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突破了小地理单元的制约,广泛吸收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的精粹,创造出注重秩序、强调融合的大范围青铜礼乐文明。”赵海涛继而进行解读,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原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一体的王朝”,“中华文明从之前‘满天星斗’的多元化的邦国文明开始走向了‘月明星稀’的一体化的王朝文明。可以说,二里头文化既是对‘古国时代’的总结,也是‘王国时代’的发端。”

尽管存续时间并不长,但二里头所创造的王朝气象,被后来的商继承,奠定了商周文明发展的主要基础,通过商周又继续延续下去,引领着中国后世文明。赵海涛表示,二里头文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也是中华文明进程中当之无愧的核心和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