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地理

西周王朝:最早的中国

近年来,“最早的中国”是考古学界使用较为频繁且争议较大的语汇。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考古学者对“最早的中国”关注的角度和使用的标准差异明显。目前对应考古资料,中国考古学界对“最早的中国”概念的理解仍存在较大分歧。比如,孙庆伟先生认为,从何尊铭文“宅兹中国”出发,追溯“最早的中国”,必须回归到和文化层面来思考,必须围绕中原华夏文明这个核心来探讨。所谓“最早的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原华夏文明的最早凸显。黄帝及其部落的诞生代表了华夏文明的最初自觉,标志着“中国”观念的萌芽,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张国硕先生则认为,探讨何为“最早的中国”,应具备位于黄河流域、进入早期国家、文化地位占据优势等三项基本条件。综上可知,“最早的中国”基本是由考古学者提出、使用并在考古学界长期聚讼不止。考古学者对“最早的中国”关注的角度和使用的标准颇为悬殊,所以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各不相同。

尽管迄今考古学者对“最早的中国”的理解千差万别,但绝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最早的中国”在古代文献所记被称为“天下之中”的河洛一带。黄帝及其部落的诞生,或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尚未建立起中国历史上严格意义上的早期国家,尚未步入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所说的文明时代,显然都不能称为“最早的中国”。在部落联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夏商共主政体制国家,国家的制度中仍保留有浓厚的部落联盟制残余,国家形态和结构形式呈现出明显的原始性、松散性,并非土广民众的广域王权国家,因而很难视为地理学视阈下的“最早的中国”。西周王朝的建立,通过对四土、四方持续大规模的军事征服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大批封建,开拓出了空前广袤的疆域,初步奠定了中国古代统一的中原王朝地理的基础。西周时期,民族融合空前加速,为汉民族的前身,华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人的积极倡导并长期实践的“德”的观念及影响周人、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礼乐文明,构成孔子仁礼学说的重要源头,并汇入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西周王朝才可以称得上地理学、民族学视阈和文化中国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

尽管迄今为止,考古学者对“最早的中国”的理解,千差万别,但颇可值得注意的,除了何驽先生以陶寺遗址为“最初的中国”及孙庆伟先生以“黄帝部落的诞生”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的观点外,其他学者无论将“最早的中国”解释为庙底沟时代,抑或是二里头文明及何尊所记西周王朝初年的都邑,但以上地点则均在古代文献所记被称为“天下之中”的河洛一带。

迄今为止,河洛一带在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发挥着其他区域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已基本上成为目前历史学界、考古学界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考古资料表明,迄龙山时期,中原地区已逐步成为中国史前文化的核心区。在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向一体演进过程中,中原地区日渐发挥着在中华文明中的核心作用,并由此推动了中华文明逐步形成一体化结构和整体统一性特点。

中国文明形成和早期国家建立后,偃师二里头、尸乡沟和成周洛邑所在河洛一带曾长期是夏、商、周三个王朝的、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之地。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明确写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伊洛地区为夏代的中心区域,不仅见于文献记载,也从考古学上得到了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遗址有说服力的印证。从夏到周,从西周时期青铜器何尊铭文“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及《逸周书·作雒》“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史记·周本纪》所记洛邑“乃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等记载,可以确知,西周初期,河洛一带已经逐渐成为西周王朝的、军事中心和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之中”、由此可见,绝大多数考古学者将河洛一带视为“最早的中国”的中心区域,是颇有一定的道理的。

据《国语·郑语》记载,一直到西周末年郑国东迁前夕,史伯纵论天下形势,仍以成周为天下中心,在广大的四方,则散布着经过分封的“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之国和蛮、荆、戎、狄等族类,形成了华夏与戎狄杂居相处的局面。但《诗经·大雅·民劳》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公羊传·僖公四年》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显然,随着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与华夏民族共同体范围不断扩大,东周时期的“中国”的范围也不断发生变化,但在古代文献中,“中国”与“四方”相对,与“南夷”“北狄”相互,显然,此时的中国仍然指周王朝的、军事中心和华夏族相对集中的中原地区。总之,考古学者较为普遍地将“最早的中国”确定在河洛一带,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历史依据的。

学术界对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由来已久。近年来考古学家提出了进入文明社会的新的标准,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尽管迄今中国学术界尚未有对文明的标志一致的答案,但学者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赞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论断,认为国家的出现是文明形成的标志。既然如此,黄帝及其部落的诞生,或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正处于人类学上所说的氏族部落阶段,或者考古学上所说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或即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古国”时代或满天星斗时代,既然该阶段尚未建立起中国历史上严格意义上的早期国家,尚未步入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所说的文明时代,无论任何的文化圈或文化相互作用圈,显然都不能称为“最早的中国”。

夏商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有别于酋邦、古国的两个早期国家。夏商时期中国历史已经步入文明时代,是无可争议的。然而,在部落联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夏商共主政体制国家,文献和卜辞中仍仅仅称作夏邑、大邑商。《尚书·汤誓》:“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史记·殷本纪》则说:“夏王率止众力,率夺夏国。”在古代人们心目中,夏邑亦即夏国,所以《国语·周语上》说:“伊洛竭而夏亡。”夏商时期,政局常处于不稳定状态,中心迁徙频繁。张衡《西京赋》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不常厥土”,《尚书·盘庚》篇也谓其先王“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显然,在古代人们看来,商邑就等同于商邦,所以武王伐纣,牧野一战,周人攻克殷都而商朝灭亡。正因为夏商国家的制度中仍保留有浓厚的部落联盟制残余,所以夏商时期的国家形态和结构形式呈现出明显的原始性、松散性。由于地广人稀,国土狭小,夏后氏、商王仍只是王国维先生所说的诸侯之长,而非诸侯之君。夏后氏、商王对于天下方国能够行使的权力非常有限,且极不稳定。诸如考古学家认为,二里头文化的核心类的二里头类型,是以夏族为主体的夏王国的文化遗存。东下冯、杨庄、下王冈和牛角岗类型,是文化和上的共同体,但地方类型和核心类型的关系,到底紧密到什么程度,我们无从探究。显然,夏商均非某些考古学者所称土广民众的广域王权国家,因而很难视为地理学视阈下的“最早的中国”。

西周王朝的建立,通过对四土、四方持续大规模的军事征服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大批封建,开拓出了空前广袤的疆域。特别是对燕、齐、鲁、晋、吴等诸侯国的封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长远眼光。周人在西土的基础上,大体上控制了北自燕山以南,东部滨海,南至江淮地区的国土,从而初步奠定了中国古代统一的中原王朝地理的基础。王国维先生称“中国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通过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影响,周人牢牢地控制了千里邦畿和辽阔的四土、四方,并在此背景下,初步孕育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朦胧的天下一统观念。在周人对千里邦畿和四土、四方有效行使、经济、军事等国家主权的同时,以夏、商、周为主体的族群在与周边各族频繁的、军事、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过程中,以中原地区所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为舞台,渗透混融,增殖裂变,民族融合空前加速,为汉民族的前身,华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初家在对四土、四方进行控制和管理的过程中,不断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明德慎罚”,建立起维护西周时期各级等级秩序的礼乐制度。周人积极倡导并长期实践的“德”的观念及影响周人、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礼乐文明,构成孔子仁礼学说的重要源头,并汇入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综上可知,西周王朝才可以称得上地理学、民族学视阈和文化中国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