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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丨“一带一路”发展学——全球共同发展的实践和理论探索

10月18日,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一带一路”发展学——全球共同发展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智库报告,以下为报告全文:

今年是我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这个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1]

2013年秋,中国国家主席习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有学者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绝妙的创举。随着越来越多合作方积极响应,这一倡议由构想而不断具象,不断演进,如同一棵众人培育下茁壮成长的“生命之树”。

10年来,已有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其中,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相关合作理念和主张写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重要成果文件。“一带一路”还成为近年来国际学界研究的热词。

共建“一带一路”已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具体成就,并对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共同发展”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深入调研“一带一路”建设实践,广泛梳理“一带一路”中外研究,本报告发现,现有的经济学、社会学和学理论,难以对这项前所未有的事业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足够解释,需要以更大视野,结合经济全球化遇到的系列难题以及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临的风险挑战,对共建“一带一路”给全球发展事业乃至改善全球治理带来的实践新经验、理论新启发作出更加系统、准确的分析、概括、阐发。

本报告认为,共建“一带一路”正在孕育产生一种更具包容性、实效性的发展学——“一带一路”发展学。在廓清“一带一路”顶层设计、梳理“一带一路”实践成效的基础上,本报告探讨了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演进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并讨论了其因应时代、面向未来的世界意义。

本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发展学是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理念和高质量共建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以促进全球共同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国际合作理论。其基本要义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以尊重各国制度、文化多样性为前提,遵循互利共赢、以人为本两大价值坐标,通过对政府、资本、社会、生态四大发展要素定位和功能的再优化,实现发展资源更加有效公平的配置,助力参与方获得更多进入市场、发展产业、改善民生的机会。

以“联通”(Connection)、“赋能”(Enablement)、“协同”(Coordination)为动力支撑的发展动力模型(CEC发展动力模型)是“一带一路”发展学的核心内容,它致力于解决全球发展两大关键问题——增长动力不足与发展持续失衡。本报告认为,CEC发展动力模型对基础设施、产业发展以及政府作用的重视,与经济学家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反思形成了呼应。

从某种程度上说,“一带一路”发展学是中国在与世界密切互动中所取得的发展经验共享。它强调的是各合作方发展目标的协同,是“合唱”而不是“独奏”;它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中汲取精神养分,主张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寻求通过开放合作创造新机遇,拓展发展新空间。

本报告认为,作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一带一路”推动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促建“以合致和”新型国际关系,为推动全球发展提供了新路径、贡献了新方案。

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影响之下,国际合作面临新挑战。我们认为,此时探讨“一带一路”发展学,思考各国如何实现共同发展,具有很强现实意义。

新的历史条件下,全球发展的动能、模式、理念和实效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如果说20世纪的发展合作,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合作,主要是由北向南,由发达国家主导,在21世纪的今天,发展合作变得更加多元化:由北向南,由南向南,甚至由南向北的合作日益增多,这其中,中国无疑是一个关键行为体。

过去10年来,随着中国提出倡议并携手各方推动实践、形成可观成效,世界日益关注到一种与时俱进的发展合作新思路——我们称之为“一带一路”发展学。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先后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印度尼西亚国会,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彼时的欧洲,正在因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后的二次衰退烦恼;亚洲主要发达国家日本,焦虑于通货紧缩和增长停滞;世界头号经济体美国,在后金融危机和阿富汗战争的泥淖里挣扎。全球总需求萎缩,经济学家萨默斯悲观预言“大停滞”,同时呼吁发达国家“再发展”。

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尽管在二战后接受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多达数万亿美元,但只有寥寥无几的国家成为发达国家。大量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贫困的考验,在发展的困境中寻路。

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7.7%,外汇储备达3.82万亿美元,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在此3年前,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09年,中国首次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大贡献国,此后中国一直保持领航,持续释放增长红利。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上的角色发生历史性改变,在全球发展合作中的作用日益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发展奇迹,但长期高速增长之后,发展模式也亟待应变。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开始大规模结构调整。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共建“一带一路”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需要,也契合了国际合作的现实需求。作为最大新兴经济体,中国一端连着最广袤的,一端朝向最广阔的大洋;“世界工厂”依然稳健,“世界市场”冉冉而升。这样一个不断发展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处于全球发展合作的特殊时空交汇点。

有学者考证,早在2000多年前西汉时期,中国西部就形成了一条连通东西方的古老商路。当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其命名为“丝绸之路”时,或许不会想到,这一名词会在21世纪成为擘画全球发展蓝图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凝聚了地球上东西方先辈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促进了亚欧各国互联互通,推动了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为破解当今全球发展面临的多重障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传承丝路精神,致力于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共建国家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五通”建设和“三共”原则是共建“一带一路”顶层设计的两大重要支柱。“五通”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政策沟通是重要保障,设施联通是优先领域,贸易畅通是重点内容,资金融通是重要支撑,民心相通是人文基础。“三共”原则,即共商、共建、共享,体现了相互尊重、开放协商、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观,回答了全球发展合作中“谁来干”“怎样干”“为谁干”的重大问题。

2016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第2274号决议首次纳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内容。2017年9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将“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纳入“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一种新的国际合作未来轮廓初显,并得到国际社会日益广泛的关注、支持和响应。

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到精谨细腻的“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崇尚实干,已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其建设理念也不断与时偕行、不断完善。

2018年8月,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习主席提出,在保持健康良性发展势头的基础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3]次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就此达成共识,将高质量发展作为今后共建“一带一路”的主题和基本方向。[4]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就是要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弘扬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目标。

面对新冠疫情等新挑战,2020年6月,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四个新方向:将“一带一路”打造成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之路。2021年11月,习主席进一步提出,努力实现更高合作水平、更高投入效益、更高供给质量、更高发展韧性,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5]

作为一项宏大的创新型国际合作安排,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新可能。在捷克前总理伊日帕鲁贝克看来,一个全新的全球经济和秩序正在形成,“一带一路”将是促成这种秩序的因素之一。[6]

从亚欧到非洲、美洲、大洋洲,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7]

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认为,共建“一带一路”最大的特点是坚持不懈地将各种相关的理论创意与解决人类面临的实际问题密切结合。[8]在短短10年时间里,共建“一带一路”究竟做成了哪些事?

自人类开启工业化进程以来,铁路、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工业化先行者还是追赶者,如今仍面临不同程度的“基建赤字”,交通设施、电力能源、通信网络等基建供给严重不足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9]

共建“一带一路”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优先方向。“六廊六路多国多港”[10]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成型,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安泽兹沃尔经常乘坐蒙内铁路调研沿线中小企业发展情况。她发现,蒙内铁路不仅盘活了沿线中小企业,还带动了相关就业,提升了地区经济活力。科达陶瓷厂行政经理艾利克斯杰里舒姆告诉沃尔,依靠蒙内铁路,工厂货物运输时间减少了一半。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帮助肯尼亚实现2030年国家发展愿景的“旗舰工程”,480公里的蒙内铁路解决了东非第一大港蒙巴萨至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区间运输“肠梗阻”,并使乌干达、南苏丹、卢旺达等东非内陆国家经由肯尼亚的进出海货运更顺畅。肯尼亚还在蒙内铁路和西向延长线内马铁路I期沿线建设和规划了多个产业园和新型城镇。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2021年底发布的报告《共享繁荣:“一带一路”倡议在肯尼亚》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深刻拓展肯尼亚的发展空间。

非洲之角的发展故事是一个缩影。共建“一带一路”所带来的“交通之变”正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空间,带来强劲、均衡、联动发展的新希望。白沙瓦-卡拉奇高速公路打通巴基斯坦中部南北交通大动脉。中老铁路让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截至2023年9月,中老铁路已安全稳定运营21个月,发送旅客超2090万人次、运输货物超2536万吨,并实现与中欧班列的联线贯通。佩列沙茨跨海大桥让克罗地亚分隔多年的南北领土实现连通。阿联酋阿布扎比哈利法港与中东地区产业园形成“园港互联”。在不远的将来,匈塞铁路将全线通车,把布达佩斯至贝尔格莱德的旅行时间缩短至3个小时,东海岸铁路将成为马来西亚东西海岸“陆上桥梁”。

“要想富先修路,道路通百业兴。”朴素的中国经验在共建“一带一路”实践中得到进一步验证。世界银行报告预测,至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交通设施建设将使沿线%,外国直接投资总额流入增加4.97%,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2%至3.4%;并将使世界贸易增加1.7%至6.2%,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7%至2.9%。[11]

在夯实交通设施基础上,共建“一带一路”致力推动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联动,使生产端和消费市场的时空距离不断压缩,贸易流通更有质量和效率,更多国家分享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的红利。

以中国西南山城重庆为运营中心的西部陆海新通道为国际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开辟了新捷径。以前,老挝的商品运到重庆、四川等西部内陆腹地,至少需要20多天。如今货物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中老班列,从老挝到重庆只需4天。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推动陆海联动发展,帮助内陆腹地打破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区位束缚,摆脱“发展洼地”的宿命。一批内陆城市乘势成为开放新前沿、商贸新枢纽,重庆便是其中的代表。穿梭于亚欧的中欧班列与连接中国西部腹地和东盟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在这里无缝衔接,将欧洲、中亚、东南亚、南亚次紧密联系起来。通过中欧班列,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重庆以比海运节约20多天的时间将产品运抵欧洲市场。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模式,东南亚生产的无纺布、打印机送达欧洲的物流周期缩短了一半以上。

近年来,共建“一带一路”陆海空立体交通网络为全球供应链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以中国郑州为节点的“空中丝绸之路”,意大利服装、智利车厘子、菲律宾黄鳝分发至全国各地,中国制造的电子产品、生活用品、机械设备被运往世界各国。截至2023年6月底,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已超过7.3万列,发送货物近700万标准箱。超过100个国内出发城市通达欧洲25个国家200多个城市,中欧班列为世界经贸往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目前,全球仍有12亿无电人口。在巴基斯坦这样饱受电力短缺之苦的国家,即便是大城市,每天停电时间也曾长达10小时。

为确保能源这一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生命线个能源项目,涵盖水电、风电、煤电、核电、太阳能,将为巴基斯坦提供1.24万兆瓦的发电能力。[12]截至2022年底,中巴经济走廊累计创造23.6万个就业岗位,帮助巴基斯坦新增510公里高速公路、8000兆瓦电力和886公里国家核心输电网。

“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7项目标之一。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工程为实现这一愿景提供助力。智利蓬塔谢拉风电场利用当地丰富的风能资源,投产后满足了13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每年还能减少15.7万吨碳排放。柬埔寨菩萨省格罗戈区光伏离网供电系统建设,结束了当地山区100多个村庄不通电的历史,明亮的灯光和散发米香的电饭煲,让挤在狭小铁皮房里的村民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

能源基础设施跨国、跨区域互联互通是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另一重要方面。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C线、中缅原油管道等重大项目以及中国与周边7国的电力联网工程,为能源资源互补协作和互惠贸易创造了条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加速国际贸易与投资引擎、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成为国际社会的紧迫任务。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搭建新的贸易投资框架,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贸易和直接投资与产业合作的融合互动,为全球增长繁荣不断做增量。

作为首个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独立成章的自贸协定,中柬自贸协定于2022年1月1日生效实施。柬埔寨的香蕉、芒果、大米、木薯粉等农产品更便捷、更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已经成为柬埔寨大米、香蕉最大出口目的国。截至2022年底,中国企业累计对柬各类投资超过100亿美元。

缔结贸易协定和扩大市场准入能够有效提振贸易。共建“一带一路”通过创新贸易方式、搭建贸易平台,打通贸易堵点,激活共建国家贸易潜能,为全球贸易大环流注入新动力。这些努力包括:打造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引领的矩阵式商品展会,同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签署或升级自由贸易协定,共同建设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跨境电商发展,为拓展贸易增长空间提供新可能;深化海关贸易安全和通关便利化合作,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13]

2013年至2022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未来共建“一带一路”通过降低关税,带动交易成本、跨境物流成本以及制度成本的降低,加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标准、规则、法规对接,打造“大通关体制”,从而有望实现“软联通”。[14]

在共建“一带一路”区域贸易结构中,中间品贸易占比高达61%左右。[15]这反映了生产网络和国际分工的新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渐有机会走出依靠单一资源出口或锁定于低端产业的困境,通过建立自身工业基础,获得制造能力和产业水平的提升。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产业合作,推动并强化了这一趋势。中泰新丝路塔吉克斯坦农业纺织产业园,帮助当地从棉花种植向棉纺织全产业链跨越。印度尼西亚摩洛哇丽县的青山工业园区,将曾经偏僻的小渔村变成了全球重要的镍矿开采冶炼和不锈钢产业基地,助力印尼“从卖30美元/吨镍原矿到卖2300美元/吨不锈钢”。在埃及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巨石玻璃纤维公司建成年产20万吨玻璃纤维生产线,令埃及成为全球第四大玻纤生产和贸易国,吸引大量上下游企业赴埃投资。

截至2021年底,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万家,约占中国境外企业总量的1/4。2021年,对“一带一路”沿线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占中国全年对外投资流量总额的13.5%;年末存量2138.4亿美元,占存量总额的7.7%。[16]

进入中策橡胶(泰国)有限公司工作以来,拉拉佟从一名保养工成长为资深设备检修班长。一家人购买了住房,添置了汽车。中策橡胶所在的泰中罗勇工业园,已吸引了180家中国制造企业、30多家配套企业在泰投资,为当地创造超过4.5万个就业岗位。

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项目不但帮助共建国家立业兴业,还改善民生,与当地社会建立更紧密的情感纽带。在斯里兰卡,中斯水中心肾病追因研究和卡塔纳供水项目助力当地居民摆脱肾病困扰,缓解饮水困难;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国-巴新友谊学校布图卡学园为3000多个孩童解决上学难题。

共建“一带一路”项目持续加强践行环境、社会、公司治理(ESG)理念,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与共建各方合作共赢。河钢集团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制定了“用人本地化、利益本地化、文化本地化”原则,保留老厂5000多个工作岗位,坚持设备、原材料以欧洲采购为主,投入上百万美元为当地捐资助学、修路供水。紫金矿业刚果(金)科卢韦齐铜矿项目打造花园式矿山,定期邀请民众和媒体代表参观,倾听当地心声。

“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年来,从政府部门到国际组织,从部门到民间力量,从多边开发机构到机构投资者,共建“一带一路”参与方日益多元,合作方式更加丰富,合作网络不断拓展,聚合效应正在显现。

共建“一带一路”涵盖不同社会制度、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的国家和地区,政府之间加强政策沟通、开展紧密合作尤为重要。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是这方面的成功案例。2015年11月,中新两国政府签署项目框架协议,推动中国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与新加坡参与中国地方发展对接。双方联合编制了项目总体发展规划和多领域专项规划,建立了联合协调理事会、联合工作委员会、联合实施委员会合作机制。截至2023年3月底,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框架下累计落地各类跨境融资项目折合196亿美元,辐射中国重庆、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10余个省区市,综合融资成本比中国国内低约1个百分点。

目前,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已形成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引领、以多双边合作机制为支撑的复合型国际合作架构,共建国家在发展规划、机制平台、合作项目对接中,谋求共识,深化合作,共同发展。在沙特阿拉伯“2030愿景”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框架下,红海新城储能项目、吉赞产业集聚区等项目助力沙特实现能源和经济多元化。在中老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纲要指导下,中老铁路建成通车,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建设稳步推进。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对接各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发展规划和倡议,其中包括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非盟《2063年议程》等。特别在南南合作领域,共建“一带一路”与联合国各机构合作卓有成效,展开了“海陆丝绸之路城市联盟”、发展中国家青年领袖培养等对接项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在健康、教育、道路、电力等方面的资金缺口每年约为2.6万亿美元。新冠疫情令发展中国家融资难题更加凸显。

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开拓多元化、多层次融资渠道,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输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中国开发性和政策性银行及商业金融机构,与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以及国际和本地金融机构积极合作,形成透明、高效、互利的共建“一带一路”投融资朋友圈。

在西非规模最大商港加纳港扩建项目中,世界银行集团下属国际金融公司(IFC)和中国银行密切合作。中国银行汲取了IFC深耕西非市场多年的经验,同时也为银团筹组工作的顺利完成提供有力支撑。加纳政府也在不加重财政负担的条件下获得项目建设资金,推动了经济增长。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综合效益持续显现,越来越多的国际金融机构加入其中。汇丰、花旗、渣打银行专门设立“一带一路”工作组,并加入了“一带一路”银行间常态化合作机制(BRBR)。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克里布朗认为,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的运作方式没有固定模式,具有充分的灵活性。[18]这一点在共建“一带一路”投融资合作中得到生动体现。

共建“一带一路”首创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为不同发展阶段国家搭建合作平台,致力于实现“1+1+1>3”的合作效果。

中法第三方市场合作起步于2015年,喀麦隆克里比深水港项目是其中的代表案例。中国港湾、法国博洛雷集团、法国达飞海运集团和喀麦隆当地企业共同组建克里比集装箱码头运营公司,联合运营港口一期。深水港关税收入从2019年约126万美元飙升至2021年约2.5亿美元。截至2022年3月31日,喀麦隆53%的集装箱运输经由克里比集装箱码头。2022年2月,中法达成第三方市场合作第四轮示范项目清单,包括基础设施、环保、新能源等领域7个项目,总金额超过17亿美元,合作区域涉及非洲、中东欧等地。

第三方市场合作并不拘泥于“三方”。中缅天然气管道项目由中国石油、韩国浦项制铁大宇公司、印度石油海外公司、缅甸油气公司、韩国燃气公司、印度燃气公司“四国六方”共同出资建设,各方实现互补增益。目前,我国与法国、新加坡等14个国家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愈发严峻的环境压力、日益澎湃的新工业浪潮,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调整丰富合作内容,将建设“健康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作为重点开拓的新领域。

中国积极推动“健康丝绸之路”建设,2023年是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60周年。60年来,中国向全球76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派出了3万人次中国医疗队队员,诊治患者超过2.9亿人次。同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积极推动中医药中心建设,开展草药种植及加工合作,守护人民“健康”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目标。

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关键时刻,中国多次呼吁打造“健康丝绸之路”,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同31个国家一道发起“一带一路”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危机面前,共建“一带一路”呈现出强大韧性与澎湃活力,为各国抗击疫情、恢复经济、改善民生注入宝贵力量。

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数据显示,从2014年到2020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中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比大幅提升近40%,超过化石能源投资。近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将生态因素纳入贸易和投资战略,加强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等领域合作,助力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地中海之心”马耳他的能源结构曾以重油为主。矗立在马萨施洛克海滨的德利马拉电站排出浓浓黑烟,在附近的柠檬上落下斑斑黑点。上海电力加入后,将重油机组改造成天然气和轻油双燃料机组。中方还与马耳他政府合作,在戈佐岛打造欧盟第一个试点“零碳岛”。双方还携手开拓第三方市场,在黑山共和国建设莫祖拉风电站,每年可提供1.12亿度清洁电能,减少9.5万吨温室气体排放。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一方面聚焦可再生能源项目,助力共建国家能源供应向高效、清洁、多样化方向转型;另一方面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绿色化,在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注重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肯尼亚内马铁路专门建设6.5公里大桥穿越内罗毕国家公园,保护野生动物迁徙通道。阿联酋迪拜哈斯彦清洁燃煤电站项目聘请专业珊瑚移植团队将施工区近2.9万株珊瑚移植至邻近水域,据阿联酋海洋环境组织主席阿里萨格尔介绍,珊瑚目前“很安全”,海滩上鹰嘴海龟数量也在增长。

数字丝绸之路在世界不断延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创造了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协同发展的新机遇。中菲4G/5G通信基站项目使菲律宾成为东南亚首个开通5G网络的国家;中非合作建设的无线站点及高速移动宽带网络帮助非洲600万家庭实现宽带上网。从巴基斯坦的港口运营到缅甸的土地规划再到文莱的智慧旅游,北斗卫星系统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赋能。

从数字基建到数字产业化,再到产业数字化,“数字丝绸之路”推动共建国家搭上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新快车。2017年,中国与6国共同发起《“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截至2022年底,中国已与17个国家签署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合作谅解备忘录,与1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关于加强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2017年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启动,中国与共建国家在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同迎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

截至2021年4月,中国科技部共支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联合研究项目1118项;在30个共建国家启动建设了33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与共建国家联合建立了31个双边或多边国际技术转移中心。[19]

共建“一带一路”10年来,致力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联动、基地平台搭建等方面交流合作,助力共建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创新驱动发展能力的提升,近年来更加强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合作,促进科技与产业、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推动更广泛地共享科技创新带来的发展新机遇。共建“创新丝绸之路”正驶入快车道。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20]

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的,“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21]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让更多民众、更多国家分享到发展的果实,是21世纪的最大发展课题。

“一带一路”发展学是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理念和高质量共建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以促进全球共同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国际合作理论。其基本要义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以尊重各国制度、文化多样性为前提,遵循互利共赢、以人为本两大价值坐标,通过对政府、资本、社会、生态四大发展要素定位和功能的再优化,实现发展资源更加有效公平的配置,助力参与方获得更多进入市场、发展产业、改善民生的机会,推动全球发展,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中,以“联通”(Connection)、“赋能”(Enablement)、“协同”(Coordination)为动力支撑的发展动力模型(CEC发展动力模型)是“一带一路”发展学的核心内容。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直建议政策制定者减少对公共领域、实体经济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干预,将发展部门和政府机构改革列为优先方向。这一发展模式并未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取得预想成效。CEC发展动力模型对基础设施、产业发展以及政府作用的重视,与国际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反思形成了呼应。

CEC发展动力模型,致力于解决全球发展两大关键问题——增长动力不足与发展持续失衡。其中,“联通”是“牵引器”,通过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主的“联通”,为更多国家拓宽进入世界市场的大门,在全球范围带动经济要素自由流通。“赋能”是“核心处理器”,在“联通”基础上,通过以产业合作为主的“赋能”,助力发展中国家重塑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更好参与国际分工,同时实现全球生产链价值链的优化与重塑。“协同”是“加速器”,通过以政府间合作、规则标准对接为主的“协同”,推动“联通”与“赋能”进程,增进合作效能,形成联动发展。

尽管现代化基础设施已将很多地区连接成一体化的市场体系和网络化的“小世界”,但全球仍有数十亿人口没有进入到这一现代化体系。[22]“一带一路”发展学认为,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互联互通,能为更多国家拓宽进入世界市场的大门,在全球范围促进经济要素和发展资源顺畅流通、高效配置,是推动增长、加快发展的重要引擎。

基础设施既具有公品属性,又属于经济发展先导产业,外部溢出效应十分显著。联合国项目事务署和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基础设施状况影响了92%的可持续发展目标。[23]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可直接降低全球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效率。电力等能源基础设施可为交通、产业等提供动能支持。同时,基础设施联通能够促进国际贸易与投资;在建设和运营时期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激发新的消费需求。有研究显示,传统全球化中的关税减让,最多能推动世界经济增长5%,而新型全球化中的互联互通,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10%—15%。[24]

当前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市场存在严重“期限错配”,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及其联通普遍滞后。共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使众多“陆锁”地区通江达海,为其提供经济起飞的跑道。中老铁路让中国与老挝、泰国、柬埔寨等中南半岛国家拥有了便捷陆运新通道,内陆货运时间大幅缩短,货物通过铁铁、铁公联运,仅需一天即可抵达泰国曼谷等中南半岛主要城市。目前,以陆海空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的共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形成,越来越多的共建国家与世界联通,共享经济全球化红利。虽然受疫情影响,但是“一带一路”完工的项目地理范围之广、社会经济价值之大让人叹为观止,这对中国乃至世界社会经济发展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中国用实际行动推动落实了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5]

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开始追求本国工业化、现代化,不少国家先后尝试过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各种药方,但效果不彰。据统计,在二战后约200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2个从低收入水平进入到高收入水平。[26]不少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资源诅咒”困境,只能依靠出口资源和初级产品维持低水平经济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能不能致富,取决于有没有产业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推动产业合作,通过“基础设施+产业合作”的系统工程,帮助发展中国家优化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禀赋,帮助其摆脱静态贸易模式,形成新的动态比较优势,以更有利地位参与国际分工,获得更强劲经济增长。亚吉铁路带动沿线产业园区快速发展,其中阿瓦萨工业园是非洲最大纺织服装工业园,被誉为“埃塞俄比亚工业化的里程碑项目”。[27]

产业是经济之本。二战后的数轮产业转移为承接国创造了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机遇。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共建“一带一路”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合作具有规模庞大的新特点,能够创造一个“让‘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中收入水平在中国人均GDP一半以下的国家,再加上非洲国家,同时进入到工业化、现代化的窗口机遇期”。“国际产能合作是推动全球经济、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创新方式。”[28]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存在一定的产业梯度,通过产业合作,可形成互补互促的分工体系。例如,钢铁、水泥、玻璃、纺织等产能合作,对一些共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起步至关重要。合作过程中,先发国家积累的工业技术、产业标准、管理经验加快向后发国家转移,实现互利共赢。

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各国发展关联度和经济依存度。但各国发展目标、经济政策常难有效协同,国家之间发展落差的“势能”难以充分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能”。

各国相互协作、优势互补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代表着生产关系演变的前进方向。[29]共建“一带一路”搭建双多边合作机制,推动各国深入开展政策沟通,通过发展目标、宏观政策相互协调,促进合作体系内政策配置优化,降低合作制度性成本;推进贸易、投资、环保、数字、创新等领域的规则和标准对接、互认,缓解规则标准碎片化,减少市场合作壁垒,激活商品、资金、技术、人员跨区域流动;加强法律合作、文化交流,为各国经济协作提供法治保障和社会支持。

世界各国资源禀赋各异、发展阶段有别,具有各自比较优势,存在相互借力、协同增效的巨大潜力。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各国协同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合作等重大项目,引导整合各方资金、技术、产能、资源,服务各自发展优先事项,产生“1+1>2”的合作效果。在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由中哈共同投资,中资企业承建的札纳塔斯100兆瓦风电项目,每年可生产3.5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极大缓解了哈萨克斯坦南部地区缺电状况。这正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的成果。

确保CEC发展动力模型有效运行,需要对政府、资本、社会、生态四大发展要素进行定位和功能再优化,即让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协调者,让更多资本成为长远发展的利益攸关方,让更多社会成员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让生态环境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潜能。

“一带一路”发展学认为,四大发展要素再优化,有助于实现发展资源更加高效合理的配置,有助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经济增长与生态治理的动态平衡,有助于实现全球共同发展。

政府究竟“在经济大戏里扮演无言的配角”,还是“发挥不可回避的巨大创造性作用”?[30]东亚国家的经济故事让人们重新思考政府角色。正如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发展经济学家张夏准所说,如果我们相信只有部门的优胜劣汰才能带来成功,最终就会忽视由公共领导或公私合力促成的各种各样可行的经济发展。[31]

“一带一路”发展学认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应发挥政府积极协调者角色,这对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尚不完备的国家尤为重要。在以下广泛领域,政府作用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建立基础设施、制定产业政策、提供出口激励、营造稳定的宏观环境、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在瓜达尔港经济特区,巴基斯坦政府专门出台能源保障、税收减免、一站式服务等政策,鼓励投资。

有为政府既有助于改善国内治理,也有助于推进国际合作。相关国家政府积极对接发展战略、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产生跨境、跨区域联动发展效应。与此同时,良好的政府间合作和稳定的双边关系能够为企业投资提供政策指引和环境保障,企业在当地可持续发展也会使项目投资国和所在国同时获益,形成政府与企业互惠型合作伙伴关系。

在国际投资界,资本通常基于项目生命周期的贴现方法进行项目评估,因此更青睐短期项目、注重短期收益。尽管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为各国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发展融资,但由于资金缺口依然巨大,基础设施和工业化项目“融资难”在发展中国家仍相当突出。

资金是经济发展的血脉。共建“一带一路”通过创新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投融资模式,充分撬动中国开发性和政策性银行、多边开发银行、机构投资者、私人投资者等各方资金,形成巨大的“资金聚合池”,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更具长远眼光、着眼后代福利的中长期资本。

有学者指出,与西方所理解的效率目标是为投资者带来最大回报不同,中国关于效率的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32]可持续发展也是共建“一带一路”投资的“效率目标”。这使其能够克服债务可持续框架(DSF)的局限,以辩证的眼光看待投资与债务。其中的理念是,发展可持续性有助于债务可持续性,用于消除发展瓶颈的投资虽在建设期间导致债务增加,但建成后帮助借贷国实现经济增长,还债能力随之增强。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损害过去10年的全球减贫成果,联合国《2023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特别版》显示,全球30年来减少极端贫困的稳步进展陷入停滞,极端贫困人口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首次出现上升。据《世界人口展望2022》报告预测,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7亿,超过一半的全球人口增长将集中在刚果(金)、埃及、埃塞俄比亚等8个发展中国家。

庞大的贫困人群究竟是“人口的包袱”,还是现代化建设参与者?“一带一路”发展学提供了一个看待这一问题的新视角。它将个人置于家庭、村庄、社区网络之中,通过水、电、路、网等领域的建设改善其生活环境。因为有了水塔,塞内加尔妇女可以用原来步行汲水的数小时时间编织手工制品。因为有了地铁,巴基斯坦年轻人扩展了选择工作的地理半径。人们从繁杂劳动中解放出来,有更多时间、以更经济的方式投入到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之中。

更重要的是,共建“一带一路”采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方法,通过发展鲁班工坊等职业教育,帮助贫困人口进行能力建设,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本地化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鲜明特征。共建“一带一路”为不少来自乡村的农民和走出校门的学生提供了走进车间和办公室的机会,进而成为全球化大市场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一分子。贫困人口和新增人口发展能力建设,不但为全球经济壮大了生产者队伍,更壮大了消费者队伍。麦肯锡咨询公司报告预测,到2050年,共建“一带一路”有望新增中产阶层30亿人,这无疑是世界经济的发展新增量。[33]

自进入工业文明以来,如何处理经济增长和生态治理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道难题。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资源依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方式较为粗放,在全球碳减排背景下,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张力更加突出。

大多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涵盖了大部分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共建“一带一路”以绿色为底色,在理念上推动从“先污染后治理”到“边保护边发展”的转换,在现实中提供科学技术、基础设施、资源配置等支持,助力发展中国家把生态环境这一“增长天花板”转化为可持续发展新潜能。

10年来,得益于绿色先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一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始探索“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绿色发展之路。在传统能源短缺但水、风、光资源富集的地区,大批可再生能源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兼得。共建“一带一路”把节水梯田模式带到埃及,助力西奈半岛山区涵养水源;在非洲,中国技术支持绿色屏障建设,阻止撒哈拉沙漠南侵;在尼泊尔发展绿色化肥试验区,促成小麦等农作物增产。

“一带一路”发展学所追求的发展是全球共同发展。在行动原则上,它强调因地制宜,兼容不同的制度文化和发展路径;在价值遵循上,它奉行互利共赢、以人为本的宗旨,致力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增进各国人民福祉,创造更加普惠、更具活力的全球发展图景。

在汲取既有经验基础上,共建“一带一路”探索发展合作新方式,它强调“学习而不是重复,创新而不是标准化”,每个国家都可以“贡献自己走向全球的方式”。[34]

“一带一路”发展学认为,没有一模一样且一成不变的发展方案,每个国家都应从自身实际和需求出发制定发展政策,包括因时因地因势确定基础设施和产业政策的优先方向。在刚果(布),共建“一带一路”以完善交通基建为突破口,横贯东西的“国家1号公路”串联起全国65%的人口,促进了沿途农业、林业、旅游业发展。在哈萨克斯坦,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开展农业合作,建在粮食产区北哈州的爱菊农产品物流加工园区采取“订单农业”方式,有效解决当地农民“卖粮难”问题,在提升农业加工能力之后,园区与中欧班列形成联动,进一步扩大哈萨克斯坦农产品出口规模。

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82年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之比为26:1,2020年上升到63:1。

“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大家共同富裕才是线]共建“一带一路”遵循互利共赢的价值坐标,将相关国家发展进程协同、联动起来,在助力发展中国家加快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南北各方实现普遍利益增值,形成水涨船高、各得其所的发展局面,实现各国共同发展。

以人为本是共建“一带一路”另一价值坐标,强调为各国民众创造人人参与、人人发展、人人享有的新机遇。共建“一带一路”摆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狭隘发展观,致力于改善提升各国人民自我发展条件,将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生态永续视为相互依存的体系,推动人类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它不仅为各国民众提供维持生存所需要的基本物质资料,更关注创造人之为人的体面生活。

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36]

世纪大疫仍存困扰,地区冲突又投下新的阴霾,人类面临多重挑战。面对和平之殇、发展之困、治理之窘,各国越来越意识到,大家“不是乘坐在190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37]

如何在动荡变革中增进稳定,在分化中熔铸团结,如何实现全球共同发展以及地球家园的长久安宁?共建“一带一路”以跨越千年的大视野关照现实,以天下一家的大理想构想未来,为深化国际合作、完善全球治理、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提供了新的理念和行动方案,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实践平台。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以及新兴力量的成长,全球发展与治理的话语范本、实践模式出现越来越多“几何变数”。世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不匹配、不适应日益突出,不断加剧“全球大分化”。[38]

经过10年实践积累,一幅关于全球发展与治理的新愿景沿共建“一带一路”渐次铺展。它以“发展导向”“开放合作”“多边协商”“和谐共生”为底色,描绘了一个迈向广泛繁荣、互利共赢、公正合理、包容互鉴的新世界。

面对越来越长的“世界问题单”,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一种由“发展”破题的新思路。它不搞地缘博弈,不搞意识形态争辩,不搞身份对立,聚焦发展这一各国治理的核心命题,遵循“干实事”的行动哲学,一心一意搞建设、谋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的发展是更加均衡的发展。它拓展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方案的选择范围,助力更多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梦想。更多的资源和力量被注入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领域。在保持决策自主的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了更多人口的减贫脱贫,汲取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动力。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全球层面,“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投资能够使760万人口摆脱极端贫困,还能使高达3200万的人口脱离中度贫困。[39]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的发展是与安全相互促进的发展。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基础。美国学者卡里托克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将创造更多就业,“大大减少欧洲的非法移民”。[40]

现有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下,占主流的是强制度下的同质性合作,强调合作参与方必须达到同样的标准,遵循同样的制度。[41]与此不同,共建“一带一路”创造了一种更具弹性和开放性的合作模式。它包容不同地域文化、体制、发展阶段的国家,向一切有志于发展的国家敞开大门。

共建“一带一路”既是中国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也是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行动方案。“一带一路”建设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成为一个开放包容的经济合作平台、载体和渠道。[42]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进一步形成了全面开放新格局;世界经济也获得了更多的“开放动能”,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人员流多重循环更加健康,也更具活力。

开放合作的另一层含义是,即使面对竞争,也展现出建设性合作姿态。中国明确表示,欢迎一切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促进共同发展的倡议,愿同各国、各区域和全球性的发展倡议、规划对接,发挥各自优势,为促进各国互联互通及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43]公正是古今中国的价值理念,也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关键议题。

作为一个有过百年屈辱史的国家,中国对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实现更加的全球治理有着更深沉的热望。共建“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并在实践中积极践行。亚投行的决策机制是例证之一。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说,在亚投行,“不管股份、投票权多少,有事大家商量”。

全球治理的本质,是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之下,全世界形成一种管理全球公共事务的机制。[44]不同于冷战后“霸权主导下的治理”[45],共建“一带一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倡导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强调“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既顺应世界秩序迈向“深度多元主义”的发展大势,也有助于团结各方力量、更好推进国际合作。

在毛里塔尼亚宏东综合渔业基地,穆斯林祈祷室和中国妈祖像相望相守。“你做你的礼拜,我敬我的妈祖,我们不冲突。”西非海岸的这一景象揭示了共建“一带一路”在经济合作之外的深远意义:它树立了不同文化文明和谐相处的新范本。

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光芒。承认制度、文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起点和基石。共建“一带一路”不追求以所谓“普世主义”改造他者,不宣扬某一制度是“历史终结”,它的行动坐标是“和而不同”,即在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创造合作空间、建设和谐关系。

共建“一带一路”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将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作为重要基础,追求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说,“一带一路”推动世界各国文化深入共存、双向交流,在千丝万缕的历史织锦中融汇交织。[46]

共建“一带一路”形成了一份解决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答卷,在更大意义上,也为回答“如何实现和平”“应该建立怎样的国际秩序”这些根本性问题提供了理念启示。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这些理念启示愈显强烈的现实意义。

自古以来,实现和平是全人类共同的夙愿。为东西方架起沟通桥梁的丝绸之路,承载着人类实现持久和平的梦想。100多年来,人类经历了惨烈血腥的热战、两强争霸的冷战,世界并不太平,实现铸剑为犁、永不再战的联合国理想任重道远。

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国在结束被侵略的苦难、完成现代国家建构之后坚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共建“一带一路”承继了中华民族的“和”基因,开创了和平型、共赢型大国崛起新方式,为世界和平发展事业贡献了“以合致和”新方案。

共建“一带一路”的“以合致和”方案,从“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这一基本理念出发,遵循以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行动逻辑,最终实现不同族群、不同国家的和谐共存、繁荣共享,承载着从“丛林竞争”走向“和合共生”的人类理想企盼,是一种新型“和平发展观”。

“万千雪花竞相开放,万千你我汇聚成一个家。”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将所有参赛实体融合为一朵大雪花的意象,让观众畅想一幅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美好愿景。

天下一家、命运与共,是中国人世界观的生动表达,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伦理底色。共建“一带一路”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每一个共建国家都是平等一员,都是全球共同发展事业的建设者、受益者。借助共建“一带一路”东风,中国对外开放的脉络进一步向中西部内陆延伸,带动自身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国企业拓展了海外发展空间,在全球竞争与合作中更加国际化、本土化;与此同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中国自贸区建设深入互动,也有助于中国国内营商环境的改善和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得益于共建“一带一路”,众多共建国家缓解了融资难题,填补了“基建赤字”,积极建设基于本国资源禀赋的产业,在与世界的互联互通中培养或增强自身比较优势。对整个世界而言,伴随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人员流而来的,是发展机遇、发展经验的共享,如古丝绸之路,让不同文化文明交汇融合,孕育新机。

与“中心—外围”的世界经济旧格局不同,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编织互利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构建多元平等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幸福不应该是一个独立单元的享受,而应该是全人类共同的感受”。[47]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关于全球未来秩序的鼓舞人心的构想。

步入21世纪20年代,世界被各种难题和困境持续搅动。国际秩序会坍塌吗?世界会陷入吗?全球化会被逆转吗?未来是变得更美好还是更糟糕?这样的问题,叩问着每个人,牵动着每个人。

和平不会自动降临,发展也不会一片坦途。与其坐等和旁观,不如行动与合作。正如习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所指出:“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要穿越惊涛骇浪、驶向光明未来,必须同舟共济,企图把谁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48]

共建“一带一路”是什么?面对时代挑战,共同坐上命运与共的大船,驶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便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真义与使命。

曾饱受穷困之苦的中国,深知发展对于民族成长和民生福祉的重大意义。中国国家主席习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时强调:“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现共赢共享发展。”[49]

摆脱贫困、走向繁荣,是不懈奋斗的历程。面对疫情冲击、发展受困,2021年9月,习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对全球发展合作进行“再动员”。中国愿同各国并肩前行,共同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人类历史的一段繁盛时光。不同生产方式、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的族群借由绸缎的织纹、香料的气味、圣贤的典籍,展开对彼此的想象,形成跨越地域的精神鸣响。商品的流通避免了兵戈之争,文化的流动带来了新知与启蒙。这是人类建构世界秩序的一次伟大尝试,[50]它缔造了和平,创造了富足。

有学者说,历史学就是未来学。诞生于新时空的“一带一路”,赓续了古丝路的精神传统,也打开了新的和平与发展之门。它重塑现代的地理空间和物质世界,也在催动人类整体的精神成长,即在尊重“你”“我”不同的基础上,通过信任、合作与分享,建设和平和谐的共同未来。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不是具体的“路”,而是无形的“道”。

在聚散离合、跌宕起伏中,人类必将走向更加紧密的联结。我们相信,全球化逆流以及所谓“历史终结”的预言只是文明画卷上的浮尘。“一带一路”正以各美其美、命运与共的方式,开启人类历史新的篇章。

[3] 《习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人民》,新华社,2018年8月27日。

[4] 胡必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习关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系统论述》,《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10期,第102页。

[5] 《习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强调 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 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新华社,2021年11月19日。

[6] 《互学互鉴的沃土 合作对接的桥梁 互利共赢的纽带——来自“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的报告》,新华社,2019年4月29日。

[7] 习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9年4月26日。

[9] 世界经济论坛2022年1月的一份报告预计,新兴经济体在 2030 年前需获得66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据全球基础设施中心2017年估算,到2040年,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总需求将达到94万亿美元。

[10] “六廊”是指新亚欧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等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六路”是指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和空间综合信息网络。“多国”是指一批先期合作国家。“多港”是指若干保障海上运输大通道安全畅通的合作港口。

[11] 世界银行:《“一带一路”经济学:交通走廊的机遇与风险》,中文版,第52—57页,2019年6月18日。

[12] 根据巴基斯坦计划、发展和改革部中巴经济走廊事务局官网公布的项目数据计算,21个能源项目中包含20个发电项目(合计1.24万兆瓦发电能力)和1个输电项目(4000兆瓦输电能力)。

[13] 截至2023年5月,中国已经与26个经济体52个国家(地区)签署AEO互认协议,其建“一带一路”国家增加至35个。

[14] 张茉楠:《“一带一路”:凸显新型国际合作框架五个重要特征》,《全球商业经典》,2019年第6期,第84页。

[15]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一带一路 ”贸易投资指数(BRTII)》,2019年5月7日。

[16]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商务部网站,2022年11月7日。

[19] 赵磊:《“一带一路”:“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齐头并进》,《光明日报》,2022年3月18日,第12版。

[21]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9月版,第2页。

[22] 刘卫东、Michael Dunford、高菠阳:《“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建构——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到包容性全球化》,《地理科学进展》,2017年第11期。

[24] 王义桅:《“一带一路”开创包容联动共享的新型全球化》,求是网,2017年5月15日。

[25] 王文、刘英、郭方舟:《后疫情时代的“一带一路”建设与展望》,《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5卷第6期,第58页。

[26] 林毅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一带一路”倡议》,《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7页。

[27] 蔡昉、(英)马丁雅克主编:《“一带一路”手册20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7月,第225页。

[28] (美)卡里托克:《“一带一路”为什么能成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第117页。

[29] 习在二十国集团第十三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2018年11月30日。

[30] (英)凯特拉沃斯:《甜甜圈经济学》,闾佳译,文化发展出版社,第51页。

[31] 转引自(英)凯特拉沃斯:《甜甜圈经济学》,闾佳译,文化发展出版社,第52页。

[32] (美)卡里托克:《“一带一路”为什么能成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7页。

[35] 习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线]《习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人民》,新华社,2018年8月27日。

[38]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弥合全球大分化”分论坛上的发言,2022年4月21日。

[39]世界银行:《“一带一路”经济学:交通走廊的机遇与风险》,中文版,第59页,2019年6月18日。

[40](美)卡里托克:《“一带一路”为什么能成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序言第4页。

[41]孙吉胜:《“一带一路”与国际合作理论创新:文化、理念与实践》,《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3期,第12—13页。

[42]陈文玲:《“一带一路”将为人类带来更加美好的明天》,《全球化》,2019年第12期,第16页。

[44]《王灵桂:“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官网,2019年11月16日。

[45]秦亚青、魏玲:《新型全球治理观与“一带一路”合作实践》,《外交评论》,2018年第2期,第3页。

[46]蔡昉、(英)马丁雅克主编:《“一带一路”手册20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7月,第一版序二第3页。

[50]有学者指出,古代丝绸之路是欧亚最早形成的世界秩序的产物,这种秩序是中国、印度、伊朗、罗马等文明古国与周边各游牧民族共同缔造的。参见:王灵桂主编:《“一带一路”:理论构建与实现路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6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