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人物

经济学的手搭上了地理学大门

自从贝克尔发展出“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家的触手已经延伸到很多领域。用经济学来研究宪政、法律、宗教、、女性问题都早就不稀奇,最近几年比较热门的交叉学科据说是“新经济地理学”。

还有一个关键人物是布莱恩·阿瑟,他是用复杂性理论研究经济学的第一人。前些年有本名为《复杂》的传记文学在国内红极一时,叙述的便是阿瑟的真实经历。阿瑟意识到现实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报酬递增”,而且,可以运用到很多地方。

我们如果把一家工厂孤零零设在荒原上,随着工厂做大,再怎么努力也逃脱不了“规模报酬递减”的命运。可若是把工厂设在大城市里,情况就大不相同。城市规模越大,工业基础一般就越健全。无论新建工厂在原料供给上有什么要求,在生产工艺上有什么讲究,往往都可以在城市这样狭小空间内部获得满足。工厂越是扩张,城市越是发展,劳动生产率就越是提高,收益也随之提高,实现了报酬递增。

可是这套“新经济地理学”遭到了地理学者的一致反对。大家觉得,克鲁格曼所玩的这套跟上世纪60年代地理学者就已实践过的“空间科学”如出一辙,设定的前提、论证的思路也都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只不过克鲁格曼的工作比地理学者更精确、更仔细。但真的用起来,越是精细的工作越是容易看出与现实相悖。地理学者普遍认同这个事实,计量地理模型已被抛弃,克鲁格曼没有推进什么新的进展,倒是在往后退。

其实经济学家一直有研究地理问题的传统,比较早的工作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德国经济学家屠能写过一本名著《独立国》,详细讨论了“区位”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而19世纪后半叶的大城市兴起促使城市研究成为经济地理学的核心问题。城市化的进程和工业化的进程是并行的,马克思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城市的空间秩序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马克思没来得及发展出城市理论。倒是有一批学者,主要通过实地考察,熟知了大城市的每个角落,这样慢慢地归纳出一些不那么系统、精确的城市经济学理论来。

20世纪以前的美国并没有贡献出什么大经济学家,但最早的城市经济学研究却是在美国兴起的。霍华德、盖迪斯和芒福德这三代学者,算得上是这个方向上的开创者。他们本身对城市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对现有城市规划又有强烈不满,而且还对个人的理性充满极大自信,故而都提出一整套最优化建设城市,利用空间的方案。

从20世纪初开始,摩天大楼一幢挨着一幢在美国大城市里拔地而起。原先空旷的平地很快被各种建筑所填满。可是,大城市固有的城市病也纷纷暴露出来,很多都是霍华德和盖迪斯所没有考虑到的。现实呼唤一种全新的、有效的城市地理经济学。

1961年,年轻的简·雅各布斯在全面调查和采集材料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造成极大轰动。实践表明,没有一个规划师能比“看不见的手”更好地协调城市功能。

不仅是城市规划和建筑专业人士,还包括文化研究、学、社会学的大批学者都赞佩雅各布斯敏锐的观察分析。也有一部分非主流的经济学家赞同雅各布斯的研究方法,认为这才是继承传统的经济地理学,虽然用起来不那么“精确”。上世纪80年代以后,雅各布斯就一直在大学里教授经济地理学。从她的课程计划来看,似乎从未叫学生做什么数理模型,只会要求他们实地考察,然后自己设计一套城市规划方案。

今年上半年,雅各布斯不幸去世。全球各大媒体都隆重地推出纪念文章,我们这里也再版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卖得极好。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专著通常就放在它旁边,却无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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